姑且不論是否忠實呈現史實，「喬家大院」的劇本無疑想要傳達主人翁喬致庸藉由仁義理想，具體實踐所謂的「商道」。
「喬家大院」作品闡述喬致庸成功的原因中，著墨最多的就是他的儒家思想。主角是一個道地的讀書人，雖然自稱喜好老莊，但思想基礎卻仍是影響中國數千年的孔孟哲學體系。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理想，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的遠大抱負，造就他的宏觀視野，有別於同樣時空背景下的其他商人。
從商講究利益，無利則不立，然而過份重利，則易犯自私、短視、汲汲營營等缺失。相較於世俗商人，喬致庸以仁義為準則、從商為工具，為天下蒼生謀求福利。鴻鵠志在遠方，於是可以早於他人洞見南北暢流的茶葉生意、以及藉由票庄匯通天下。
這樣的視野也發揮在他的知人善任，除了破格拔擢孫茂才、馬旬及高瑞等人，對於搶匪劉黑七，更是突破世俗成見，以德感化，化敵為友。此外，喬致庸對客戶首重誠信，重視員工福利，甚至對於競爭對手也講求道義，避免惡鬥霸盤等損害，無不希望創能夠造出良性競爭的商場環境，重建商業秩序。
喬致庸第二個成功的要件，是他的膽識，敢於冒險挑戰別人所卻步的領域。高報酬總是伴隨著高風險，清末太平軍起，北方商人無人有勇氣涉足長江以南，然而喬致庸首開先例，突破萬難，終於成功將南茶北送，也為他造就了可觀的財富。第三個成功要件則是人脈。親人、好友、生意上的夥伴，在喬致庸的從商過程中，都有著莫大的助力，尤其是妻子陸玉涵與岳父陸大可，更是時時刻刻提供寶貴意見與資金上的協助。
然而喬致庸成也仁義，敗也仁義。大義尚可滅親，喬致庸卻多次拘泥於小義而做了錯誤的抉擇，甚至惹上殺身之惑。商場成功的其中一個必要條件，就是能夠掌握外在環境的變化。喬致庸憑藉著直覺，充分的掌握了當時的社會與經濟環境變化，然而對於政治環境，卻仍然守舊地秉持著讀書人的傲骨，鄙視清朝政府並拒絕與貪官污吏同流合污，生意不成也罷，還因此種下日後失敗的因。喬致庸不需要落得和孫茂才一樣改變初衷，逢迎官府，但卻可應用智慧圓融應對，然而他就是缺乏這一方面的彈性思考。
另一個較為致命的缺陷，則可能來自於對於商業環境爾虞我詐的缺乏認知，因此在許多雙方對峙的局面上，常因錯估敵手的實力，無法把握有效資訊而落入險境，幸虧有足智多謀的孫茂才與經驗豐富的岳父從旁協助，才得脫身。
喬致庸解決了包頭高粱霸盤事件之後，赫然發現，當地的人民對於喬家的分號有著不良的評價，而分號掌櫃素行不良，欺騙客戶，對上下游商家不講道義，因此當喬家霸盤失敗面臨倒閉危機時，沒有任何同行願意伸出援手提供協助，分號的不良行為成了往後危機的重大影響因素之一。本公司規模龐大，上有總公司分公司，下有經銷商，特約中心，遍及大街小巷，服務的第一線，卻是管理的最末梢，若是發生了客戶不滿或是員工問題時無法第一時間採取適當解決，亦可能因星星之火導致往後的危機。
因此我有兩個想法，對客戶方面，在中央上層的長官，應不定期親至各前線，傾聽客戶「真實」的心聲，而不只是粗淺的滿意度問卷這樣籠統的資訊。尤其是制定行銷與促銷方案的長官，更應該走出辦公室，以「一日櫃台服務人員」的形式，實際面對面瞭解客戶對於服務的想法。
對於員工，長官則應當不定期扮演神秘客戶微服出巡，以獲知一般員工是否依照規定執行公司策略，是否有不恰當的促銷或者欺瞞客戶行為，這些都可能造成績效報表上錯誤的資訊，而使長官做了錯誤的判斷與決策。
身為一位山西大商人，喬致庸卻始終抱持著人飢己飢，人溺己溺的精神，飢荒時不但貢獻糧食，甚至領著家人與災民一起食用大鍋飯。因為他能夠體認，商人的利益來自於人民，社會安定才會帶來生意的機會。面對幾十年來最嚴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，身為全台領導地位的科技業者，應該也要體念隱藏在民眾心中的不安情緒。或許公司今年所受的影響不大，但未來的幾年絕對會受到不景氣的波及。
我認為此時此刻，消費者必然對於價格更為敏感，傾向選擇物超所值，或者是價格較低的次要選擇，而對於奢侈性產品則會更為保守。面對這樣的客戶，公司應該包裝更多「幫您省荷包」的優惠方案，其中「價格較低的次要選擇」或許是不錯的切入方式。消費者節省開銷是必然的趨勢，與其讓客戶轉移到其他業者，不如順應消費者使用習慣的改變，一方面留住客戶，另一方面更是用共體時艱的貼心，提高客戶忠誠度，甚至利用外在經濟環境改變，創造便宜的省錢經濟服務型態。
